如此，万民的生命真正有了方向、目标与意义，其人生有了境界，其生活世界成为接通感通一切成员的富含意义的世界。

而经过早期儒家的进一步思想提升，源于《六经》的中道观念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原始儒家的中庸之道，已经开始由一种宗教巫术的禁忌，转化为一种人文价值的自觉。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19】对于饮食男女的人之大欲，必须有一个合乎中的准则，既要能够合理满足人的情欲，又不能够让人的情欲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譬如： 《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中庸之道完全是舜帝的一种大智慧，这一种大智慧是通过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实践理性的方法和程序获得的。中行作为无咎的充分条件，这显然是卦主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经验。因此，《周易》可以看作是一部保存了中国先民有关中道思想萌芽、形成、发展的活化石。

《周易》作为上古先民的卜筮之书，记载了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王室贵族在面临对国之大事与人生选择时卜问神灵的筮占记录。一个人要如何让自己能够得中或得正？从形式上看取决于鬼神的神秘意志，其实又离不开历史经验和实践理性。而宋代士大夫以儒学为体，兼容佛、道、法诸家的不同思想，重新建构了一个能够明体达用的新儒学，既可以是思想境界、修身工夫各异的内圣之学，也可以是政治价值、治理方法不同的外王之学。

当然宋代也同样如此，宋初儒家士大夫就承担着一个重要使命，即积极倡导崇儒重教的政策，鼓励朝廷重用儒臣，推动强化儒学地位与影响的科举改革、教育改革。可以说，宋学的任何一个学者、学派均具有道（体）、学（文）、政（用）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他们还同时有共享的儒家学术经典、相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所以在宋代学术史的重要著作《宋元学案》中，作者总是要首先确立学者之间的学术师承关系。譬如明代心学思潮与南宋象山学派的关系，明清经世实学与宋代功利儒学的关系，清代考据学派与宋代疑经思潮的关系。

同样政的经典资源既有五经与四书的明显差异，更包括对管、商、申、韩思想的吸收。由此可见，宋学之所以会形成一体多元的学术形态，与宋代儒学一统天下的学术地位分不开。

这些差别会通过学术师承、家学渊源、书院学风、乡贤祠堂等不同途径的影响，最终形成地域性学术传统。……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指东湖书院）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宋代以前，中国学术形态表现为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流派的相互争胜和各领风骚，先秦诸子百家、秦朝法家、汉朝儒法、魏晋儒道、隋唐儒佛道并起，甚至不得不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看作中国重大学术思潮、重要思想形态的代表。而且，许多著名的学者的生徒往往是跨越地域的，如程颢、程颐的弟子来源就十分广泛，除了洛阳附近几个地区外，还有南方的学者。

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这里重点探讨精英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两种多元化的思想形态与文化格局。能够有机会担任朝廷权臣通过上行路线推动自己认可的学术的士大夫毕竟是极少数。尽管他们的学术追求是普遍意义的性命之理、王道政治，但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家乡、寓所从事学术交流与著述。

王安石说：道有本有末。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

许多学者认为，经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一统天下的学术。这时，王安石的学术重点是《三经新义》，他关注的道之末就吸收法家的政治治理、富国强兵的思想。

在宋学的研究领域，有关学术师承关系的厘清十分重要，学术师承不仅仅是理解其思想渊源的依据，同时更是思想归属、学派划分的依据。另外，陆氏兄弟发展起来的江西之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发展起来的浙学，均是南宋的重要地域学派。所以南宋张九成说：介甫所学者申、韩，文之以六经[3]，应该是道出了部分事实。其二，不同地域的特殊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及历史和现实中保存下来的佛道宗教文化等，也会对该区域儒学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尤其是二程洛学一派，尽管一度受到朝廷的冷落和打击，但是仍然活跃于民间社会并成为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学本来就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学术，儒家经学与朝廷政制更是密不可分。

从表面上看，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西汉到清末，一直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主流学术。其二，每一个面向的价值取向、精神目标不同，道既可以是性命道德的人之道，也可以是阴阳五行的天之道。

所以，宋儒虽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学术群体，但在这一个庞大群体中再也找不到所谓的纯儒。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

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所以，许多从事学术史编撰的学者不得不以地域来命名不同的宋学地域学派。

这一套学术体系不仅有其独立自足的完整性，同时还有因为学术师承、思想谱系而体现出传承性，并且在师生传承中体现出知识谱系与学术理路。[2]可见，王安石的法家思想并不是直接以管商之学的学术形态表达出来，而是通过他对《周礼》等儒家经典的诠释而呈现出来。这时他建构的道之本，就大量吸收佛道两教的思想学说，他描述的万物之所以生的道之本的特征，包括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的说法，明显传承自老子、王弼的思想。同时，儒、道、佛的多元观念和信仰也一直影响并主导传统的民间社会。

学既可以偏重于知识积累，也可以偏重于生活实践。无论有没有正式的办学机构名称，重要的是均有讲学传道的实质，由此大量地域性学派、学统由此产生。

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到了宋神宗熙宁新政时期，为了一道德义理归一而重新统一思想，王安石将自撰的《周礼义》和其子王雱撰写的《诗经义》《尚书义》，合为《三经新义》并作序，经御批颁行全国，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与标准，完成了王安石之学的官学化。

程朱理学同样是大量吸收了佛学、老学、申韩之学等内容。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

由于理学更为关注内圣之学，即关注道之本的问题，所以理学对佛老的吸收更为明显。儒、法、道、佛等流派既是不同士大夫的价值信仰、生活实践的思想之源，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主导着国家层面的思想意识。宋儒聚集讲学的地方性书院、讲舍、书堂、精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然，有学者曾指出，地域命名主要是出于历史编撰者的方便，即这一类地域命名的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不同学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但不能理解为这些学派就是地域性的学派[8]。

越是有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的学者，其实也是越敢于和善于吸收其他不同思想的新型儒家。[6]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252页。

但历史上的宋学恰恰不是单一的程朱理学（道学），而应该是一个具有多元思想与不同学派的整体。一般来说，儒学具有三个基本的精神面向，宋代学者胡瑗概括得很全面，儒学是有体、有用、有文。

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局面，变成了两宋时期以一体儒学兼容多元思想的文化格局。譬如黄宗羲、全祖望编撰《宋元学案》，即以地域来命名不同学派。